对上述问题，中新社记者专访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施展。在此之前，施展的《枢纽——3000年的中国》《溢出——中国制造未来史》《破茧——隔离、信任与未来》三部著作成为畅销社科作品，引起学术界的关注。
“中国制造成为世界第一的外部因素主要是全球经济结构转型，而中国正好踩在‘正确’的时点上”，施展认为，一是90年代中期开始的欧美创新经济转型，产生大规模外包需求，中国得以承接，二是中国加入WTO，使全球市场对中国敞开，拉动中国制造变得强大。
至于内部因素，一般认为，中国完善的工业门类、巨大的市场空间、齐全的配套设施、高素质的产业工人等，都促使中国制造不断变强，而且速度很快。
“中国人的刻苦，几乎没有其他国家可以相比，以及强有力的政府，这些要素在一起，形成了强大的‘供应链网络’，把中国制造的综合成本降到很低的水平”，施展表示，供应链网络并不是众多工厂的简单加总，而是需要更多系统生态性的配合，在达到一个巨大规模之后，会推动成本控制逻辑发生一种质的变化，从而令其他国家难以与之竞争。
但大不等于强，中国对制造业发展水平有清醒的认识。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苗圩表示，中国仍处于全球制造业第三梯队，要成为制造强国还有大约30年时间。
施展认为，中国制造的不足，除了在高端设备上有明显短板之外，还存在工艺能力不足、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问题。中国在基础研究、核心技术上存在大量短板，尤其缺乏从0到1的创新。在这些方面，中国都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新冠肺炎疫情和贸易摩擦暴露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上的短板。近日，中国工信部表示将在41个工业大类和细类进行梳理，找到产业链供应链的“空白点”，“强链”“补链”。
施展认为，从安全角度，解决关键“卡脖子”痛点是必须的，但并不需要追求对所有环节都能自主掌握，实际上那些卡脖子环节也是处在各国相互依赖状态，只要在最关键环节上能够拥有反制能力就可以。
卡脖子痛点属于安全问题，但绝大部分经济环节并不涉及卡脖子问题，它们都仅仅属于经济问题。就经济问题而言，各国都应根据比较优势来发展，这是效率最高的。
回顾20世纪全球制造业的发展，制造业中心地位不断转移，从欧美转移到日韩，到亚洲四小龙，又转移到中国，中国是否能继续保持这一地位?
施展团队通过对越南制造的深度调研认为，仅仅转移工厂而不转移供应链网络，构不成实质意义的产业转移。海外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承接中国如此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转移。“中国的供应链网络并未因贸易摩擦遭遇实质性挑战”，施展说。
如果有什么因素能够改变全球制造业格局，那么将是技术革命。施展认为，新一轮技术革命箭在弦上，但目前还是单点突破，没有到达多领域共振的节点，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，这种共振效应已经呼之欲出。对中国来说，如何通过释放社会的创新活力，保证自己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不掉队，至关重要。